摘 要：夏葛医学院作为持续时间最长、培养毕业生最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女子医学校,对于构建近代中国医疗体系的两性平等具有重要的象征和典范意义。夏葛医学院虽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它立足岭南地域文化和业医环境,顺应女子教育现实,实行实用性、大众化教育。夏葛医学院培养的更多是擅长妇产科与分娩接生的临床女医,而非医学精英。但正是该校毕业生在地方社会开展的诸如临床实践、助产教育与社会参与等行动,切实推动了西方医学知识和分娩卫生在近代中国的落地以及女医职业社会地位与形象的构建。近代女医职业难以摆脱国族主义和父权制笼罩的社会文化与性别秩序的左右,但夏葛女医所呈现的自我调适与能动性昭示了女之为医的希望与力量所在。
一、引言
女子习医和行医既是中国医学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常在近代以降国族、女权话语框架下被视为实现强国保种和妇女解放的有效手段。然而,投射于女医的职业家庭化诉求和医疗实践被限定于产科、妇科、儿科等特定领域,从而强化了性别区隔的现实,一定程度上消解着关于女子业医的近代性“神话”。即便如此,女医的职业化依然在推动女性身体的生物医学化、扩大女子政治和社会参与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代医师的职业化与民族国家权力支持下的证照制度规范化、医学教育体系化、医师行会普遍化等背景密切相关。其中,尤其是在作为知识象牙塔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开展的医学教育,对于近代西医知识权威的构建、医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及人才培养有决定性影响。近代中国女子西医教育存在海外留学和官立、私立、教会医学校或医院培养等多种路径,而各类医学校按照招生性别不同又可分为男女共学的医学院和专收女生的女子医学校。1879年,位于广州的中国第一所教会医学校——博济医局附设西医校(1866年设立,以下称“博济医校”)首次招收两名女生,标志着本土女子医学教育的肇兴。在博济医校男女兼收的医学教育基础上,1899年,美国长老会女医学传教士富马利(Mary Hannah Fulton)在广州西关创立专门面向女子的广东女医学堂(The Canton Woman Medical College)。该校于1902年更名为夏葛医学院(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1936年并入岭南大学孙逸仙纪念医学院(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前身之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毕业生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女子医学校。
迄今为止,学界关于夏葛医学院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成果。前人研究梳理了学校的基本办学情况、该校的女医培养与广州地区女西医群体形成的关系,或是立足教会学校的性质,探讨办学过程中呈现的宣教士与本土医学女性之间的文化张力与权力关系,以及夏葛毕业生在广州妇女权利运动兴起和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抑或基于近代中国多元化医疗环境的背景,揭示夏葛师生的医学技术实践之于女医专业知识习得与职业权威树立的意义[13]。此外,最近的研究还强调了该校作为中山医学院的源流之一,对于后者乃至中国现代医学教育所产生的影响。
然而,由于资料和视角所限,先行研究并未对夏葛医学院的校情和学生的信息进行系统梳理,从而导致部分基本史实的错误和对该校历史评价的疏漏。夏葛医学院虽然偏于中国的南端一隅,且因采用粤语作为教学语言而使生源受到一定限制,但其毕业生的影响并非仅限于广东等华南一带。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张竹君(实际上并非该校毕业生)、梁焕真、伍智梅等投身革命和妇女运动的个别毕业生,然而除此之外,该校也培养了高欣荣、梁毅文、周穆英、陈自强等一批在华南乃至全国知名的医学专家。前人研究更多侧重于对夏葛医学院的设立与办学展开宏观性探讨,对于毕业生的去向和职业发展缺乏全面的观照,从而难以有效解释女子医学教育和女医职业化之间的互动与关联。
作为近代中国持续时间最长、培养毕业生最多、具有广泛影响的女子医学校,夏葛医学院是探讨近代女医职业在地化的有效案例。尤其是不同于北京、上海的医学校,该校位于地理上相对边缘的广州。换言之,夏葛医学院跨越地理、性别、社会等多重“边缘”,实现教会女子医学教育到中国本土女医养成的落地,并逐步在华南乃至全国扩散影响力的过程,不啻是近代中国女医职业在地化的集中缩影。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学界未曾充分利用的广州市档案馆馆藏夏葛医学院记录和各类报刊、传记与文史资料,基于边缘与中心流动交错的视角,从机构、个人与社会关系等多个维度考察该校的医学教育对于近代中国女医职业在地化的影响,由此管窥中国医学现代化在性别、地域层面的落地机制。
二、夏葛医学院与女子医学教育的本土化
夏葛医学院的创办要从广州博济医院说起。众所周知,广州博济医院(前身是1835年创立的“眼科医院”,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是近代中国内地第一家西医院,同时,也由此诞生了中国第一家西医学校——博济医校(1866年)。事实上,它还是国内最早开展女子西医教育的机构。1879年,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以中国女子为习俗所囿,每有隐病,不能尽告男医,复思扩充女子医事教育”,遂于1879年开始加招女生。而据1872年设立的广州第一所女子学堂——真光女书院创办人那夏理(Harriet Noyes)所言,博济医校招收女生与隔壁真光女书院学生的要求有关:“1879年,女书院里的两名学生萌发了学习医学的满腔热情。对于中国女子来说,这可谓开天辟地之新见,人们对于其利弊得失激烈地讨论了好一阵子。但她们的请求最终被递交到了嘉约翰医生手里,后者鼓励她们大胆尝试,不仅在他亲自执教的博济医校班级中为她们安排了座位,而且还许诺她们能享受与男学生同样的特权和指导。”
三、夏葛医学院毕业生与近代中国的女医职业化
谈及近代中国女医,学界一般较为熟知的是最早的留美医学生金韵梅、许金訇、石美玉、康成,或是近代女界的先锋人物张竹君,亦或是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杨崇瑞、王淑贞等。然而,这只是近代女医群体的冰山一角。笔者认为,为了深入洞悉近代中国女医职业的在地化,有必要结合“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的进路,重返历史语境,构建更为立体的关于女医群体的历史图景。
事实上,在夏葛医学院近40年的办学历史中,也涌现出了一批知名毕业生,她们或自行开业,或在各类医护学校、医院任职,亦或投身革命与社会运动,为推动中国女医职业落地和女医社会地位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夏葛医学院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培养的女医人数之多,更在于作为一所位于地理位置相对边缘的学校,该校毕业生以自身的医疗和社会实践在地方渐至全国推动女医职业在地化的过程本身,无疑有助于呈现中国医学现代化具体的历史面向。以下从就业去向、业界影响以及职业发展路径等角度考察该校毕业生的职业化机制。
四、结语
1936年7月,夏葛医学院并入已接收了博济医院的岭南大学,联合成立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结束了作为女子医学校的办学历史。作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培养毕业生最多、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女子医学校,夏葛医学院近40年的办学历史,承载了近代中国女子习医与业医机制的丰富且重要的面向。
中国的女子医学教育源自教会医院,但其在中国的落地却离不开基于中国国情与本土文化的在地化重构。作为近代中国女子医学教育的代表性机构,夏葛医学院扎根岭南的地域文化和业医环境,顺应女子教育的现实,采取大众化、实用性的医学教育模式,除个别临床与科研俱佳的医学专家外,培养更多的是满足社会需要的临床女医,尤其是擅长妇产科与分娩接生的女医。然而,正是她们在岭南渐至全国各地开展的临床实践、助产教育与社会参与行动,切实推动了西方医学知识和分娩卫生的落地,以及女医作为专门职业的社会地位与形象构建。在女子习医和业医人数远远少于男子的近代中国,作为为数不多且最重要的女子医学校,夏葛医学院对于构建近代中国医疗体系的两性平等具有象征和典范意义。
虽然由于时代所限,近代中国女医职业受到社会文化与性别秩序的左右,但正如夏葛医学院毕业生一般,女医在国族与父权所支配的时代场域中,依然表现出了积极的自我调适的能动性。不少毕业生通过合理的婚姻选择,成功将婚姻和家庭转化为职业发展的正向支持因素。而这种能动性,从长远来看,作为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暗流,又无疑正是女之为医所承载的希望与力量所在。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