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性别平等传播现状与推进策略-东北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聚焦北京+20·媒介传播与性别平等

新媒体时代性别平等传播现状与推进策略

——“性别平等与媒介责任”研讨会新视点

新媒体时代，媒介在性别呈现上发生了哪些改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促进性别平等的策略与挑战是什么？女性媒介从业人员面临哪些不可回避的问题？20日召开的“性别平等与媒介责任”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从性别理念与媒介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新媒体时代，媒介在性别呈现上发生了哪些改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促进性别平等的策略与挑战是什么？女性媒介从业人员面临哪些不可回避的问题？ 3月20日，由中华女子学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共同举办的“性别平等与媒介责任”研讨会，邀请了60余位专家和学者围绕相关主题，分别从性别理念与媒介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琴，通过“媒体性别敏感指标”对中国大陆新闻节目的内容监控研究发现：女性形象呈现比较多，女性价值呈现很少，女性仍然没有掌握媒介的话语权；传媒对议题的设置是双重议程设置，表现为女性的社会议题被忽略，女性的消费议题被放大。为此，她建议，应改善媒介的生态环境，并优化媒介的内部结构和机制。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王洪波指出，新媒体环境下，虽然互联网接入上已不存在性别差异，但男性在网络使用技能上高于女性，而网络内容也具有典型的男性特征。因此，女性看似与男性一样使用互联网，却只是获得虚化的媒介权利，难以真正获得增权。加之传统男权文化的根深蒂固，女性的群体形象如女博士、女官员、女艺人等，依然脱离不了刻板印象及从属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卫则以南方女工组织连续3年举办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报道个案进行分析，强调讨论大众媒介社会责任时要看到挑战，即传统大众媒介权力的消解下新媒体如自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责任。同时，针对不同群体媒介所发挥的功能不同，不能统而论之，比如女工群体使用最多的媒介还是QQ。她表示，媒介报道是对社会现状的多因建构及再现。要改变这种带有刻板印象的建构及再现，仅靠简单的媒介批评与督促并不能让媒介产生本质性改变。因此，研究者、社会活动家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再现中去。如研究者对媒体进行社会性别参与式培训，鼓励媒介与女性团体、劳工团体进行对话等。

反家庭暴力是社会热点，也是媒体焦点，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林建军从性别视角分析了家庭暴力的现状，强调了反家暴一方面需要外在控制，即法律来约束；一方面需要内在控制，即媒体来引导观念改变。林建军指出，媒体应实时敏感监测社会环境，普及准确的反家暴法律知识与信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马焱强调，男女平等价值观应得到有效传播，媒体应坚持四个底线：坚持法律和政策的底线，坚持道德的底线，坚持尊重人权的底线，不能有贬损女性人格和价值的言论。马焱认为，应对媒体政策进行评估，将性别分析方法应用于节目制作之中。

中华女子学院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主持人刘利群认为，新媒体的发展，不仅是新闻领域的飞跃，更会成为促进妇女发展、增进妇女赋权的机遇。为此，她提出从以下六个方面关注未来媒介性别研究：第一，透过新媒体受众的易得性获取信息，容易得到获取信息的渠道，来促进信息鸿沟的缩小；第二，透过便捷性的传播来促进多元的表达；第三，通过“去中心化”的交流，来促进权威性的消解；第四，通过选择性的增强，来促进审美观念的变化；第五，通过主体性提高，来促进女性公共空间的延展；最后通过交互性的增强，促进性别权力结构的调整。刘利群强调，希望在新媒体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改善女性对媒介的接受方式、收视习惯和解读能力，来缩小信息鸿沟，拓展与性别相关的公共空间，真正为妇女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妇女报社副总编辑禹燕，提出了女性媒介推进性别平等传播的三个“融合”策略：女性媒介自身传统思维与互联网思维的融合、女性媒介之间的横向融合、女性媒介与其他媒介之间的扩展性融合。由于主流女性媒体、商业性女性媒体、新媒体具有不同的性别理念与传播选择，因此女性媒介之间的融合策略应针对不同媒体的特征而选择，以推进性别平等传播的目标融合、内容资源融合和传播资源融合。禹燕还以“年度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评选”为例，分析了女性主流媒体如何发挥独特功能，通过与其他主流媒体的传播融合，推进性别平等的大众倡导、媒体倡导、决策层倡导，形成三度传播影响力。

网易女人频道副主编林倩华，介绍了商业化媒体在改变性别刻板印象、鼓励男性参与上做出的努力，并强调目前网友们的性别意识还有待提高。为此，她建议，着眼于未来媒体，即“95后”群体选择的传播方式，将社会性别平等意识融入其中；同时，着眼于现有移动端的新媒体病毒传播，如朋友圈等，其影响力更广泛。

除了媒介本身的努力，媒体从业人员在这一过程中的努力同样不能忽视。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首都女记者协会副主席王冬梅介绍，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构成中，女性已占半边天，女新闻工作者的生态环境较好，她们受到的心理与生理上的损害很少。虽然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但在中央媒体单位比地方媒体好一些。比如，在中央媒体负责“硬新闻”的女记者占到五成，驻外记者也占到四成左右。同时，她也呼吁社会关注女新闻工作者面临的社会家庭双重压力，为中国女性媒体人的发展提供建设性建议。

身为一线从业人员、凤凰卫视北京站首席记者胡玲表示，面对一线新闻工作量大、工资待遇不高的现状，凤凰卫视出现了大量人员流动，但大多女记者仍然坚持下来。而她们仍面临诸多困扰，在前线采访时遭遇暴力也时有发生。与此同时，《女性新闻工作者遭受暴力和骚扰情况全球调查报告》第一作者阿兰娜·巴顿（Alana Barton）博士也指出，女性新闻从业者的安全问题是全球性大问题。全球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称曾经遭遇过恐吓虐待，有一半的回应者曾经受到性骚扰。其中频率较高的恐吓是通过滥用职权，书面、言语和肢体恐吓以及损害个人名誉。进行骚扰的往往是她们的上司，也包括主管、同事、采访对象、政府工作人员、警察、下属等。为此，她建议，女新闻工作者应做好预防，去采访前做好准备，熟悉当地的人文规范与着装要求，并与信任的人建立联系；新闻机构应提供相应培训并采取安全措施，并建立一种他者报告机制，以免受到伤害的女记者不敢举报来自单位内部的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