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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的产生
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妇女运动的发展和社会性别研究的深入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
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蓬勃发展，1975年联合国在墨西哥城召开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大会成为世界各国妇女运动走向全球联合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之后，哥本哈根世界妇女大会和内罗毕世界妇女大会相继召开。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期间，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妇女人数进一步增加，“那些曾经处于边缘的人正在进入主流”。同时，“社会性别”逐渐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的多数学科中，形成不同流派以及自己的一整套话语，如父权制、认同政治、赋权等。这些都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其次，国际政治现实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70年代早期发生的石油危机等事件促使国际政治学者将更多注意力投向经济、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活动上来。“相互依赖”在挑战现实主义的同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冲突和权力政治等问题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这种挑战更加明显。传统现实主义学术框架没有预见、也未能很好地解释苏东巨变的发生及其原因。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暴露出现实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许多国家不是为国家边界，而是因种族、宗教或民族认同等而战；核战争中
无赢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环境退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战争和平分析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对现实主义最根本的挑战来自受马克思传统影响的学者，特别是第三世界学者。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这些学者强调平等和社会公正而不是秩序和控制问题，他们试图将国际政治研究从过分关注西方转向关心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和被迫屈服于西方殖民主义的领域，要求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强烈。可以说，超越冷战的现实要求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机会，用以对抗传统观点的狭窄与封闭，将国际政治引向更宽容、更富包容性的思想和行为。
第三，各国际政治流派的探索和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批评，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生存与发展敞开了一定的学术空间。
尽管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但在国际政治学术中一直存在各种不同声音。例如，其中既有马基雅维里主义、霍布斯主义，也存在格劳秀斯、康德的理念，更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发展。后两者的建树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对相互依赖、合作、制度的深入研究，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该流派与女权主义理论有较大的合作可能。当然，由于康德主义、理想主义或新自由制度主义等同样几乎不涉及社会性别问题，其一些主张者甚至阻碍妇女获得教育权、选举权，否定妇女的能力和贡献，它们的这些局限同样也是女权主义者的批判对象。但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火力仍然集中在现实主义理论上。
80年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进入所谓的“第三次争论”。这一被称为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的学术争鸣，从各个方面将重新审视国际政治的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文化、伦理道德、认同政治，以及个人等长期为传统国际政治忽视的内容开始回归国际政治，这些为女权主义者挑战传统国际政治中社会性别没有意义的假设提供了机会。“80年代后期，国际关系理论进入所谓第三次争论。第三次争论开放了对理论属性和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疑问，这就挑战了我们在理解世界时存在的社会性别没有意义的假设。”
第三次争论以来国际政治学术界对传统的（正统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冲击是值得用重墨描述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人物卡尔
(E. H. Carr) 得到了重新解释：卡尔“变成”一位乌托邦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将政治科学定义为不仅是“关于是什么”，而且是“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科学。第三次争论提出了发展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的道路。例如：从“国际政治”到“世界政治”，从实证理论到建构理论，从“士兵和外交家”到沉默的声音，从历史到理论，从战略到安全，从微观国际历史到宏观全球历史，从过去到未来，从冷战国际关系到全球道德科学，从“浪漫化”国家到质疑国家，从高级政治到深层政治，从二元论到平衡论，从基础到停泊地，等等。
第三次争论以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使命使得国际政治领域格外活跃，学者也好、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也好，都在探求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瞿秋白在追述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时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窗纱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这也是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情景。在这样的机遇中，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兴奋地写道：“第三次争论是我们的争论、我们的时机、我们的空间、我们的机会”。
第四，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主张和进行的对伊拉克、南联盟等地的军事打击更加剧了批判正统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探求新理论的紧迫性。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指出，“冷战的结束造成国际关系的变化和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全球性武装冲突的威胁已经减少，而国际关系有所改善，各国间和平的可能性也见增加。虽然全球性的冲突的威胁已经减少，世界各地区继续受到侵略战争、武装冲突、殖民或其他形式的外来统治和外国占领、内战和恐怖主义的祸害。”但海湾战争作为“冷战后第一次主要冲突对国际关系、社会政策和知识领域提出深刻挑战，……正统理论对海湾战争的反应是一场灾难，是对垂死的理论的破坏性和悲剧性的控诉。该理论是为暴力反应和大国强制措施设计的，根本不适合冷战后所需要的敏感、预防性的全球战略。”当然，海湾战争等充满暴力的西方战争外交政策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探索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任务严峻地摆在国际政治研究者的面前。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心是将“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对传统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女权主义者使国际关系理论化的第一个成就就是对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提了出质疑。” |